追星牵出灰色帝国:从乐山、杭州两地案件拆解明星相关黑色产业链

追星牵出灰色帝国:从乐山、杭州两地案件拆解明星相关黑色产业链

在2025年末的时候, 乐山的街上发生了一件事, 这本来看起来只是普通的明星真人秀录制, 结果却造成了不寻常的状况。在酒店门口, 粉丝把那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还有双层巴士旁边的自行车队列, 发生了危险的追逐行为。在这些精准聚集的人群背后, 藏着一个黑色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就是非法获取并贩卖明星行程信息的。

几乎在同一时间, 杭州警方破获了一起跟影视舆情相关的敲诈案件, 这一起案件揭开了另一种和明星有关联的黑色产业链的样子, 那就是通过去做一些假的负面热搜, 然后去向剧组索要叫做 “护剧费” 的东西, 这两起案件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两个例子, 而是反映出在明星经济这个领域背后, 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很大并且很专业的违法产业形态。

当粉丝为了“追行程”这种事儿, 花费了150元钱的时候。当剧组为了给“删黑帖”出钱, 支付了数十万元巨款的时候。这些看上去完全不相关的交易行为。其实是在共享着一种相似的黑色逻辑。那就是把明星的隐私还有声誉。转化成可以量化的商品。然后在法律的灰色地带里面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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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案对照:两类明星黑产的涉案主体与行为画像

在乐山明星行程黑产案里, 由林某某带头、一共 38 人组成的犯罪团伙, 弄出来非常清楚专业的分工情况。

核心成员里面, 有专门搞技术的的人, 这些人是研究 Airlines 和高铁购票平台的核验漏洞的, 还有信息处理的人, 负责去整理超过 3000 名艺人的航班以及住宿和身份资料, 再有一个就是销售团队, 这个团队是通过社交平台去向粉丝群体兜售信息的, 单条行程的价格标的是从 150 元到 220 元。

更加需要人们去留意的现象是, 该团伙还会着力去培养处于下线的代理商角色, 他们依靠售卖叫做开盒的那种教程来不断把自身的影响力给扩大掉, 就这样子形成了一种包含获取、加工、销售以及培训这几块内容在内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人员组织结构。根据数据显示, 这个涉案的团队里面所有人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

有一部分成员本来就是从事追星活动的那些粉丝群体转化过来的, 他们最开始是为了满足自己一个人进行追星这个需求而去购买信息的, 但是后面因为看到了经济利益方面的驱动作用, 所以他们就改变方向变成了去进行贩卖的人。

杭州影视舆情敲诈案展现出的人员构成梯度存在差异。涉案主体包括了李某和廖某所控制的文化传媒公司, 涉及郑某与黄某的夫妻店式的较小规模团伙结构, 也有由李某军主导建立的MCN机构形式。

这些犯罪团体通常拥有包含多账户构成的自媒体矩阵系统, 粉丝总量分布在从几万到几千万不等的区间范围内, 同时有部分团伙雇佣了专业人员从事写稿工作或者专门使用AI工具进行自动化操作。

这事情和乐山大案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在杭州这个大案里, 涉及的人员大多都有过在媒体单位工作的经历, 或者是有过做市场营销方面的经验。这些人对于影视圈里是怎么宣传发行、怎么搞话题炒作的套路门儿清, 也特别懂网络上消息是咋样传开来的机制。

这么一来, 他们干这种勾当的原因就很简单纯粹了, 就是冲着钱去的, 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种情况跟有些人因为过度痴迷明星而把心态搞扭曲了的追星行为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两类案件的涉案人员尽管个人背景各不相同, 但是它们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组织化特点, 在乐山那个案子里面的三十八名嫌疑人形成了非常清晰的辈分和等级关系, 而杭州的那个案子里面有二十四名被抓捕的人搭建起了一个合作框架, 这个框架涵盖了从前期的内容制作一直到后面的账号日常管理等各个环节。

更为值得人们警惕的现象是, 在乐山的案件中, 有6名正在学校就读的大学生也涉案其中了。不仅如此, 在杭州的案件里, 那些MCN机构还给自己搞了一套合法的包装。这就说明, 所谓的明星黑产这一行当, 已经渗透进了社会上的不同群体之中去了。

并且, 它们的组织形态还在不断地发生进化, 以便能够规避相关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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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流转:从信息爬取到热搜敲诈的全链条运作模式

乐山那边搞明星行程黑产的这个链条, 它是首先开始于那种技术漏洞的滥用。

那一些犯罪团伙, 他们就是发现了在航空公司还有那个高铁购票 App 里头的身份核验这个环节它本身是有缺陷的, 所以他们就用伪造查询请求, 还有那个批量测试这样的手段, 去非法地得到了那些明星的身份证号、航班信息以及高铁车次等等这些敏感数据, 然后再经过一个整理的过程之后, 这些东西就被打包成了一个所谓的“行程套餐”, 而这里面呢它就包括了艺人出发的那个具体时间、到达的具体地点, 还有他下榻的酒店等等这些非常详细的内容。

销售渠道主要是靠加密的社交群组来进行运作, 同时采用了“会员制”的方式来分级进行售卖。对于核心客户而言, 他们甚至可以定制并查询特定艺人的实时动态信息。

具有更大危害性的是, 该团伙所推广的开盒教程。这些教程把如何利用平台漏洞、搜索引擎技巧、还有社会工程学方法来获取他人隐私信息, 详细地教给了他们。这一做法使得犯罪技术变得平民化了。通过把流量引到粉丝聚集的论坛和社交平台, 该团伙成功培养出了一批自学者。

这些人既是信息的购买者, 也可能发展成为新的信息提供者, 从而形成了一条产业链条。这条链条呈现出病毒式扩散的情形。最后的时候, 警方那边一共查获了超过5万条的那种类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物品, 这个数量还只是整个链条在流转过程当中暴露出来的一小部分而已。

杭州影视舆情敲诈案则构建了另一种运作逻辑, 其核心流程可概括为“制造危机”、“放大焦虑”以及“出售解决方案”的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里, 团伙成员通过搜集明星过往言论、剧集未播片段等素材,这些素材会被进行断章取义或者完全捏造, 从而生产出诸如“明星耍大牌”、“剧集抄袭”等负面内容。

在第二阶段里的时候, 那些人利用自己控制起来的自媒体账号矩阵来同步进行发布活动, 并且还要配合让水军去写评论, 还有使用话题刷量这样一种手段, 然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把那些负面的内容推到了热搜榜上面去, 以此方式来制造出一个全网都在热烈讨论这样的假象。

等到第三阶段来临的时候, 当着剧组或者经纪公司主动去联系这些人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这些删帖的服务给包装一下, 把它们说成是类似舆情优化或者是危机公关这样的合法的业务类型, 然后向对方收取服务费, 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之间不固定变化的。

需要引起重视的情况是, 在杭州的那个案子里面, 已经有非常深层次的AI技术应用出现在了实际情况中。有一部分这样的犯罪团伙, 他们在使用一种叫做人工智能的工具来大量地生成那些带有负面色彩的稿件。

这些操作是怎么进行的呢, 是根据针对不同的明星所总结出来的那种所谓的黑料模板, 然后由系统自动去填充具体的内容元素。不仅如此, 这种技术甚至能够模拟出不同风格的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文章时所特有的文风特征。

正是由于这种通过技术手段来赋予的能力的存在, 使得整个黑色产业链的内容生产效率得到了非常大程度上的提升并且有了显著的加强。在这种效率之下, 每一个独立的团伙群体平均每一天都可以产出多达几十条的具有负面性质的内容作品。

这样的情况最终形成的结果是, 对特定的目标人物实施了如同饱和攻击一般的高强度、高频率的舆论打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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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码标价:两类黑产的获利逻辑与涉案规模

明星行程这个黑市的定价体系, 表现得挺清楚的, 就是分成了不同的市场档次。在乐山那个案子里面, 普通艺人的行程信息, 每一条是要卖150元的, 如果是当红的流量明星, 那就贵多了, 每条要220元。如果需要加上酒店房间号这种核心的隐私内容, 价格还可以再往上加50%。

这个团队还推出了所谓的套餐优惠, 如果你买10条以上的, 可以享受8折优惠。如果你买30条以上, 可以享受6折优惠, 这种批量销售的策略, 就让他们的客户变得特别多。

根据警方的通报内容显示, 这个犯罪团伙一共非法得到了220万元的钱, 如果按照每条信息平均180元来算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他们至少有1.2万条明星行程信息被拿去做了交易, 并且这些事情涉及到了3000多名艺人, 所以可以看出来, 平均每一个艺人的信息都被卖了4次多。

更隐蔽的那部分利润其实是来自于把“开盒”教程卖给他人这件事。那基础版的教程卖九十九块钱, 主要教授一些比较简单的信息查询的小技巧。进阶版则要三百九十九元, 里面包含了针对平台漏洞如何利用的那些方法。

至于VIP版本, 定价是九百九十九元, 不仅提供一对一的指导服务,还会提供持续更新的漏洞信息。这种搞知识付费的模式, 不光带来了相当稳定的收入来源, 还降低了犯罪团伙进行直接操作的风险。他们通过所谓的“赋能”给其他人去扩大市场的规模。

杭州那边影视舆情敲诈案件的赚钱方法, 可以说是特别灵活。具体要多少赃款, 全看剧组手里有多少预算, 以及面临的危机到底有多大。勒索的数字会从五万元一直到五十万元之间浮动。

就有一部挺火的剧在做宣传的时候, 犯罪团伙捏造了什么主演不和的话题, 弄出个假的热搜, 结果让制片方乖乖掏了三十八万元的所谓护剧费。针对新人演员, 或者说是那些小成本制作的影片, 相关团伙会把门槛压低。在有的时候, 只需要拿出几千块钱, 就能把负面的舆论风气给摆平掉。

因为采用的是那种到处去撒网的策略, 哪怕最终真正能够拿到钱的只占目标客户的百分之十的样子, 照样也能赚到不少的钱。从警方已经公布了的三起案件当中可以看出, 每一个单独的团伙, 他们在一年之内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收益都超过了百万元之多。

但是必须要注意, 这还很可能只不过是整个行业里面极少的一部分情况, 也就是所谓的冰山一角罢了。

这两类黑产行为都显示出, 它们用很少的投入, 就能换来很高的回报。在乐山的那个案子里面, 主要的成本是用在进行技术研究以及账号日常维护上面的。而杭州的那个案子, 则是依赖于进行账号矩阵的建设工作的。一旦把这个基础的架构给搭建完成了, 那么边际成本就低得不得了了。

信息可以进行无限的复制和售卖。负面的内容能够被成批量地生产出来。正是这种挣钱的方法, 让明星相关的黑产有了特别强的生存能力。即便把某一个团伙给打掉了, 也会有新的从业人员很快出现, 来填补这个空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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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风险:黑产的多重危害与认知误区

明星行程黑产的危害远远不止是侵犯了艺人的隐私。在乐山的案件中, 粉丝根据购买到的信息去酒店围堵、在马路追车, 已经造成了多起交通安全方面的隐患。更加严重的是这个团伙使用的技术漏洞具有通用性, 既能查询明星行程, 也能获取普通人的个人信息。

根据数据显示的调查结果可以得知, 在此次查获的数量达到5万余条的信息数据汇总里面, 是包含有大量的并非属于公众人物的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内容, 并且还包含有相关的航班记录信息以及住宿场所相关信息, 这就意味着这些处于普通身份的民众在当前这个时间点上是随时都有可能面临有关于个人隐私遭受泄露风险的状态。

杭州的影视舆情敲诈案件, 这件事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影响, 它把影视行业的整体秩序给搞乱了。为了对付这种敲诈行为, 拍片子的人不得不多花一些额外的钱, 那么这些额外花钱的情况, 到了最后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最终做出来的作品好不好看、质量高不高。

而且情况还要更糟糕一点, 就是那些没有根据的负面消息到处都是, 这种行为直接侵害了普通大众了解真实情况的权利, 同时也让本来应该正常进行的舆论评价过程没法正常运转下去了。

有一部现实题材的电视剧, 因为遭遇了那种被捏造出来的、叫做“美化犯罪”的不实指责, 结果就让它的豆瓣评分, 从原来的 8.2 分, 一下子掉到了 6.5 分, 这一来, 直接就影响了这部作品进行传播, 也让它的社会价值没办法很好地实现。

这两类黑产从业者身上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认知上的误导。在那个发生在乐山的案件里面, 发现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员购买信息后认为这不过是花钱去看看偶像, 并不算是违法的事情, 甚至还有粉丝在那里辩解称明星本人就应该将行程公开。

这种种错误的想法是源于对于法律边界的不了解, 因为《刑法》中有非常明文的规定说明一旦非法地获取或者出售的公民个人信息达到了五十条的数量那就可以构成犯罪了, 而仅仅是去进行购买的行为也同样是涉嫌到了违法这个范畴。

杭州这个案子就暴露了另外一种认识上的偏差, 有一些从业人员把敲诈勒索这种犯罪行为, 硬是包装成了所谓的“正常的公关业务”, 甚至还自己标榜自己是“舆情监督者”, 完全就不管不顾他们自己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违反法律的本质。

青少年群体的这种深度卷入情况更值得人们去警惕。在乐山的案件中, 那些购买了行程信息的用户比例达到了七成, 而他们的主要年龄段集中在 16 至 18 岁这一范围内的青少年身上。这些年轻人经常通过采用 AA 制的方式一起来凑钱分摊费用。

他们往往把这种违法的交易行为视作是“追星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而在杭州的案件中同样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有部分的 MCN 机构专门招聘大学生来从事兼职的“水军”工作。

这些机构正是利用了大学生社会经验相对不足的这一特点, 从而降低了实施犯罪的成本。这些年轻人不知不觉之间就成为了黑产链条中的一环, 他们不仅面临着法律上的风险问题,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可能会形成一种扭曲的价值观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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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末端打击到生态治理:黑产整治的现状与方向

针对明星行程黑产这个问题, 乐山警方采取的侦查策略是打团伙、断链条、摧生态。在抓获了38名核心成员之后, 他们没有止步于个案处理。而是通过数据分析梳理出全国范围内的70余个同类团伙以及612名关联人员。最终实现了对产业链的规模性打击。

更具创新性的一点就是, 司法机关引入了被叫做 “刑事” 加上 “公益” 的双轨追责这样的模式。除了要去追究那 34 名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意外。还要对其中 6 名情节比较轻微的人去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最后判令他们要把公益损害金赔上来。

这些钱是被用来做信息安全普法工作的。并且还要强制让他们把那些非法获取的数据给删除掉。这种处理方式其实是突破了传统里面只知 “抓人罚款” 的那个局限性。已经开始去关注犯罪行为对于这个生态环境造成的修复问题这一点了。

在行业得到治理的这个层面之上, 乐山的这桩案子推动了航空系统和铁路系统去进行安全方面的整改。这个案件发生之后, 相关的那些部门就要求那些票务平台去强化对身份的这个核验机制, 还要增加那种异常查询的监测功能, 对于那种高频次、跨地域的这种票务查询的情况, 要实施风险预警。

还有一些部分航空公司, 也建立了针对艺人信息的保护机制, 对那些公众人物的航班信息进行了特殊加密处理。这些措施在源头这一环节提升了去获取信息的难度, 压缩了黑产生存的这种空间。

针对杭州影视舆情敲诈案的相关整治工作, 其主要焦点被设定在了平台所应承担的职责方面。在公安机关对特定案件进行了情况通报后, 各大社交网络平台随即强化了对娱乐领域营销账号的审查力度。

这些平台建立起了专门针对所谓“异常热搜”内容的识别系统, 对于在较短时间窗口内集中展现且性质相似的消极信息, 实施了包括限制其在公共视野中传播在内的多种处理手段。

面对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数量上呈现出的过度增长趋势, 相关网络运营方开始推行一种需要明确标注来源的管理模式, 具体表现为要求所有自媒体作者在发布文章时, 必须清晰地声明其稿件是否属于由机械系统自动生成这一事实。

这些措施虽然无法彻底将舆情敲诈完全杜绝, 但是提升了黑产进行操作的困难程度以及其暴露出来的风险情况。

从长远来看, 对于明星黑产的治理工作需要去构建一个立体的体系, 这个体系由技术防护以及法律震慑还有行业自律和公众教育组成。在技术这个方面, 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地把数据安全保护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同时还要花时间去研究出一种能够盯着“开盒”这种行为的监测工具。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应该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到底怎么定罪、怎么判断的标准弄得更清楚一些, 特别是要搞清楚平台在什么时候要承担连带的责任。

对于行业这一大块来说, 做影视的公司得建立起一套规矩很多、按部就班的办法来处理外面的各种舆论压力, 千万不能够总是靠着花钱来解决麻烦, 从而掉进那个不好的循环里头去。

至于教育这块内容, 就得把关于怎么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以及网络上法律法规这方面的知识, 塞进整个国民教育的体系里面去, 特别是得加大力度对年轻一代的孩子进行正确引导, 好从根子上把这些搞黑色产业链的人没有市场、没有需求的原因给彻底铲除掉。

破获这两个地方的案子, 只不过是整个治理工作刚开始的地方。等到那些所谓的“开盒”教程不再有人去买了, 等到没人再去给那些假的热搜榜托底了, 等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把信息安全该划的界限清清楚楚地认明白了, 那些专门搞明星黑色产业链的人, 才会真正没有能够存活的土地能让他们扎根。

这并不是一场打完了就收手的仗, 可是每一次把案件的事情公开曝光出来, 每一次把相关的制度弄得更加完善起来, 以及每一个老百姓的安全意识一点一点清醒过来和重视起来, 这些行为全都在一起使劲, 都推着我们在往前走, 都在带着我们向那个理想的目标慢慢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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